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从人类社会共同体建构的路径看，它是要依靠统一的法度和专一的心意、功利欲望联结，取代传统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建立一个内部联系紧密的充满力量的共同体，从而在战国纷争的时代称霸天下。《商君书》是以商鞅变法及其指导思想为中心的商鞅学派的著作，反映了秦国在战国中后期一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导思想，它以君主聚合国力为目标，以法度统一、心意专一为基本的实现路径，“合一”“统一”“专一”等都是关于事物之间及事物自身“同一”的思想探索，只是在针对的问题和观念内涵上各有侧重。其中，“合一”侧重把不同的事物合在一起，“统一”侧重不同的事物遵循的法度的相同，而“专一”则侧重事物自身状态的同一、淳朴。¹《商君书》是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作，思想格局宏大，贴近社会生活，它依托秦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体现出秦国致力富强进而统一天下的进取精神，传统的研究多注重《商君书》中的变法、重农、强兵等思想。本文着重探索其中蕴含的构建人群、国家共同体的“同一”思想，并分析其“同一”思想的内在蕴含与义理特征，从而深层次把握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精神。

PART 01

群居生活是人类的基本存在形态，这一点中西、古今的思想家都有体会，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³ 荀子则明确提出了群居是人能够为天下贵的原因，“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⁴ 国家是目前为止人类群居形态的最高形式，国家这种共同体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共同性状态，如何达到理想的共同性状态，这些问题是统治者所要思考的。对于战国时期变法求富强的商鞅与秦孝公来说，就是要使秦国成为紧密团结如一的最有力量的共同体。《商君书》中关于“同一”思想的讨论首先关注的就是如何把国家、民众的力量聚合起来，尤其是集中到君主手中。

商鞅代表的法家学派的根本治国目标是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要点是“富”“强”要掌握在君主手里，这体现出战国时期的特定时代特征和法家学派的特定学派特征。三代尤其是以西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宗法制度、分封制度是一种国家共同体形态，但它在合一天下的同时相对重视权力的分割，王权并未达到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诸侯蜂起，这使得诸侯国对合一权力、财富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切的认识。就当时的诸子百家而言，主张在诸侯国之间实现力量分合的纵横家盛行一时，比如当时的说客对赵王分析天下形势时说：“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有楚而伐韩，有韩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见也。” ⁵ 但与纵横家注重诸侯国之间的合一力量不同，商鞅等法家学派更多地关注诸侯国内部力量的整合，认为君主应该合众人之力，“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⁶ 这里提出合、兼等指称“同一”思想的观念，推崇明智的君主能够使天下人的力量为己所用，而不能依靠外在的力量，这就是自强自得，这样就可以自身无为而轻松统治国家，战胜各种敌人。

《商君书》重视君主聚合国力以自强，这是回应春秋战国以来统一王权衰落的大趋势下的君权自身强化的诉求。同时，它也针对新兴的君主集权、官僚制度下的新问题，在君臣、君民关系中竭力维护君主的权力独尊，防止臣下分割国力。《商君书》对君主、官吏、民众之间在利益上的异同有清醒的认识，“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异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⁷《商君书》认为，君主与官吏之间在治民理政之事上是一致的，但在利益上不同，而官吏之间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对君主权力构成分割，因此，君主必须打破官吏之间的“同一”，使他们相互监督、不避亲疏，才能够保证君主权力上的合一。

《商君书》中把国看作为君主所有，所以在讨论聚合国力的主体时并未对君主与国家加以区分，而特别推崇“壹”，这个“壹”兼含合一、统一、专一等多重意义，但总体上说就是要把国力合一到君主、国家整体上来，能够做到“壹”的国家就能够无敌于天下：“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⁸ 君主把国家的各种力量“壹”起来，而且这个“壹”不是简单的合一，而是“抟”，“抟”是动词，意为凝聚、整合，“壹”与“抟”就是要把国家的力量凝聚、整合成一个内在贯通的合一体，这种以君主与国家为单位的整体性、贯通性的力量是商鞅变法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也是秦国能够在诸侯纷争的时代战胜群雄、统一天下的根本依靠。

《商君书》将聚合国力视为君主治国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打破传统分封制度下权力相对分割的格局，又要防止君主集权制度下官吏结党营私、损害君主权力的行为。君主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集合起来，这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有利的。国内的力量凝聚起来，就是为了打击其他诸侯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如果国内凝聚起来的力量不能向外拓展，就会造成内在的自我戕害。为此《商君书》中提出了“抟力”“杀力”一对概念，以说明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力量而避免其反噬：“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⁹ 由此可见，《商君书》关于君主聚合国力的思想，是战国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目的在于通过聚合力量以利争霸，而非为实现天下的稳定与太平。

PART 02

《商君书》主张君主将国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探寻具体路径。从人群共同体的整体视角来看，通常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依靠硬性的制度与规范，二是凭借软性的心意相通与民风淳朴。这两条路径在不同的思想家与学术流派那里有着不同的侧重，在具体内涵上也各具特色。以硬性的制度与规范来聚合国力的路径，尤为《商君书》所重视。该书总体上凸显出对法度统一的强调以及对统一法度的诸多具体规定，由此构成其“同一”思想的重要内容。

《商君书》高度重视法度统一，此处的“统一”首先是形容词层面的含义，它要求国家制定的法度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论贵族与平民、官吏与民众，均无例外、毫无差别。但“法度统一”的“统一”也兼具动词意义。法度一旦制定颁行，要求所有人必须遵行，因而成为君主裁断国家内部各类力量的强有力工具。法度统一，则国家方能凝聚为一体；若法度废弛不一、因人而异，国家就会陷入分散与混乱。正如书中所言：“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¹⁰《商君书》着重强调以法度统一的路径凝聚国力，提出“壹赏”“壹刑”“壹教”的主张，试图以制度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规范，不允许法度之外另有一套相异的习俗。其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¹¹ 就法度统一有利于力量集聚这一点而言，“统一”除了“划一”的含义，还蕴含着“简约”的意味。《老子》所谓的“少则得，多则惑” ¹²，从更抽象的层面表达了与《商君书》法度统一思想相通的内涵，只不过《商君书》的“简约”智慧，更贴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

与国家确立统一的法度相对立的，便是形形色色的不统一、不规范的制度与规则。这类制度与规则，相较于统一法度，仅代表部分群体的意志。统一的法度是标准，是公器；而那些例外性的制度与规则，则是私议，是偏私。此处的“公”，是就其符合君主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言；而“私”，则代表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局部利益。《商君书》从公私之辨的角度，对法度统一问题展开充分论述：“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¹³《商君书》由强调法度的统一，进一步延伸到强调法度的公正性，将法度的统一性与公正性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无论对象是贵族还是平民、官吏还是民众、亲眷还是远人，都能一体适用的法度，才是公正的法度。这与三代以来奠基于血缘亲疏原则的礼治，形成了显著差异，体现出突破传统血缘伦理、推崇普遍法则的思想倾向。此外，《商君书》提出，不遵循统一且公正的法度，便是“不合事理”“不知类推”的表现，这一观点颇具理论价值。统一的法度具有普遍必然性，契合事物的本质规律；而不像三代宗法制度与儒家仁礼之学那样，偏重血缘亲情的脉络性、差异性与特殊性。就此而言，《商君书》的法度统一思想，蕴含着一种有别于儒家礼治的“公天下”意涵。

《商君书》倡导法度统一，蕴含着划一、标准、公正等形式层面的意义，但就其具体内涵而言，其核心是以农、战为本。“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¹⁴ 把法度统一到农、战上，是《商君书》反复申说的核心主张，这一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功利性价值导向，固然适应了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生存竞争需求，但视野也相对狭隘，它对《诗》《书》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道德教化价值认识不足，致使其“同一”思想缺乏情感与道德层面的支撑。这对于君主聚合国力的总体目标，尤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言，无疑是一大缺憾。

《商君书》的法度统一思想，突破了以血缘、亲情为依据的传统宗法政治原则，而正是这种突破，使秦国得以摆脱历史传统的羁绊，将官爵与利益向有能之士、有功之臣开放，进而激发秦国民众的巨大活力，实现了君主聚合国力、在战国纷争中争霸天下的目标，这也是商鞅变法得以推行的根本动因。商鞅变法的内涵是突破宗法政治的伦理原则，而其表现形式则体现为一场关于古今法度异同的历史观论争。商鞅等法家一方面强调历史的变动性与非同一性，主张法度应当因时而变，所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¹⁵ 另一方面，在顺应时代需求制定统一法度之后，他们又强调法度的确定性与同一性，秉持的是一种“历史变异中的当下同一性”立场。反观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与儒家学派，则往往强调历史变动中的“一以贯之的同一性”，而在具体法度的执行中，又偏重差异性原则。由此可见，以《商君书》为代表的法家所强调的是历史变异背景下的现实同一性，而保守派与儒家所推尊的则是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延续性。

PART 03

《商君书》的“同一”思想以君主聚合国力为目标，以通过法度统一来集中、凝聚各类人力物力为路径，主张顺应时代需求变法图强，进而构建单一而强大的力量共同体，这一思想高度契合战国诸侯纷争的时代背景。但除了外在的法度统一之外，在集中、凝聚各类人力物力的路径上，《商君书》亦重视人的内在心意的凝聚，提出了心意专一的“壹”“抟”“朴”“愚”“静”等观念。这种凝聚人心的论述，对于聚合国力、统一法度具有基础性作用；同时，其论述本身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内涵，将法家学派关于“同一”的理论探讨推向了更为深微的层面。

《商君书》在阐释法度统一时，格外强调“抟”的重要性。所谓“抟”，是一种将现实中的各种力量融会贯通的动态能力。也就是说，聚合起来的力量不能止步于简单的集合与汇总，而应当被“抟”铸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性力量。而“抟”的实现，必须以人的心意归向为根基。“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 ¹⁶ 这里的“抟”显然与民的利、欲相关联，而利、欲也就是人心中的意念，君主凭借人对利益、欲望的向往，将民众的力量聚合为一体，“抟”便是民众力量统一的动态过程。¹⁷《商君书》将法度统一层面的“一”“壹”与心意贯通层面的“抟”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实现聚合国力的两条路径——以制度规范为核心的硬性路径与以心意归服为核心的软性路径。两条路径相互融合，共同构筑起更为完备的“同一”思想体系。

《商君书》借助人在功利、欲望层面的心意，将民众的力量“抟”聚为一体。这种意义上的心意合一与“同一”，指向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心意贯通；而对于具体个人的自我心意合一与“同一”，《商君书》则以“壹”“朴”等观念加以描述：“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蚣椴簧。奸不生，则主不惑。” ¹⁸《商君书》认为，君主若能秉持法度统一的治国理念、崇尚农战之策，民众便会归于淳朴与专一。此处的“朴”与“壹”，均是针对民众的心意状态而言：“壹”是专一之意，即民众的内心处于自我“同一”的纯粹状态，不生繁杂思虑；“朴”则指事物的本初状态，在此处用来形容民众少私寡欲、心意专一的精神境界。《商君书》主张让民众处于心意专一的朴素状态，使其能够自觉遵从国家的统一法度，并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心意相互贯通、“抟”聚为整体力量，从而服务于君主与国家的富强目标。在《商君书》的逻辑中，民众心意的“朴”与“壹”，同君主、国家重农战、重法度的治国方略互为因果；而民众个体的心意专一，更是群体心意能够“抟”聚为一体的根基，毕竟民心散乱，则无从实现力量的整合。

《商君书》把民众心意的专一与声服、行、气等要素联系起来，明确提出“意壹”的观念，“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¹⁹ 这段话的核心观点是，若能禁止奢靡的声服在各地流通，民众劳作时便不会分心、休憩时便不会沉迷享乐；心无旁骛则心气不。ㄐ挠谑略蛐囊獗厝蛔ㄒ。心意专一且心气沉稳，国家的土地垦殖便能得到保障，这对国家富强最为有利。《商君书》还把民众的心意专一与愚、静等观念联系起来：“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20 此处强调，统治者从治国需求出发，应当使民众的心意处于“愚”与“静”的状态。其中“愚”的内涵与“朴”相近，指心意回归混沌无知的本初状态；“静”则与躁动多欲相对，表征心意专一的稳定状态。文本在此处又明确提出“壹意”的观念，与前文的“意壹”形成呼应。《商君书》还认识到从事农、战之事，尤其是从事农业劳作，是培育民众心意专一的最佳路径：“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²¹ 通过“抟”“壹”“朴”“愚”“静”等一系列观念的阐发，《商君书》完整论述了民众心意专一的思想。心意专一的民众更易于遵循国家的统一法度，同时，这类民众也更易在统一法度的规范下实现心意的相互感应，“抟”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力量。由此可见，“心意专一”尤其是个体层面的“心意专一”构成了《商君书》“同一”思想的理论基石。

前文从促进法度统一、助力君主聚合国力的角度，阐释了《商君书》的心意专一思想，且论述重点集中于民众的心意状态。事实上，《商君书》对君主的心意专一同样有所论述，其思想内涵颇具独特之处。《商君书》提出了一种君主“不任思虑而任法度”的内外治国之道：“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²² 这段话既提出了“国富而治”的王道理想，又强调君主“身作壹”的修身准则，暗含一种法家式“内圣外王”的意蕴。此处的“壹”，专指君主自身的心意专一，联系前文所论民众心意专一的“壹”，二者在“心意专一”的核心内涵上是相通的。并且与民众需臻于“朴”“愚”“静”的状态相对应，君主的心意专一同样要求做到“朴”“愚”“静”。具体而言，就是摒弃知识、思虑与智谋的干扰，严格遵循法度行事，反对主观妄为与繁苛举措：“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²³《商君书》关于君主心意专一及其相关治国之道的论述，与老子道家“自然”“无为”的主张存在相近之处；但该书重视法度统一、顺应人自然情欲的思想特质，又与老子道家有所区别，更贴近现实的社会生活需求，在思想倾向上反而与战国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更为契合。

PART 04

《商君书》对“同一”思想的论述丰富深刻，构建了一个包含聚合国力、统一法度、专一心意等不同层面且相互贯通的义理系统。它以君主聚合国力为核心目标，以外在的法度统一与内在的心意专一为根本路径，为秦国富国强兵、兼并天下的国家战略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案。在探讨现实层面各种力量、法度与心意如何实现“同一”的同时，该书还提出了“合”“同”“兼”“一”“壹”“抟”“朴”“愚”“静”等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在义理内涵上相互交织，不仅对抽象层面的“同一”性本身展开了理论探索，更成为中国哲学起源阶段的重要思想资源。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其论述始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使得这些抽象观念的生成呈现清晰、系统的脉络。

《商君书》的“同一”思想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相关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儒家在“同一”思想上更多继承了上古三代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精神，以外在的“礼”与内在的“仁”作为建构伦理道德共同体的基本路径；而《商君书》代表的法家学派虽与儒家一样提出了完整的“同一”思想系统，但在目标与路径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更侧重通过非血缘伦理的统一法度，以及超越道德情感与认知思虑的心意专一，来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力量的政治共同体。儒、法两家关于共同体建构的义理系统各有千秋，均对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商君书》过度依赖法度统一背后的暴力制约，以及心意专一背后的功利、欲望驱动，虽在促成人群共同体的“同一”性上成效显著，却也导致其缺乏内在的生命与道德凝聚力；同时，它未能像孔孟儒家那样提出以“性与天道”为核心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形上命题，显现出其“同一”思想在形而上学维度上的不足。就重视法度统一、聚合国力而言，《商君书》与早期墨家的“尚同”“尚力”“兼爱”思想声气相通，但在制度落实上更具现实操作性；而就心意专一的论述而言，《商君书》与老子道家多有相近之处，二者均强调自然无为，且都运用“一”“抟”“朴”“愚”“静”等观念，这也为后世以道法融合为主的黄老道家思想开了理论先河。

《商君书》的“同一”思想诞生于战国时期秦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与商鞅变法、富国强兵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顺应了当时群雄争霸的时代趋势，为秦国的崛起与兼并天下提供了理论铺垫。但也应看到，这一思想的论述视野相对狭隘：它将法度、功利与暴力作为实现“同一”的核心手段，在心意专一的论述中带有明显的反智倾向，既未能充分认识科学知识、文学艺术、道德教化等人类多元意识形态的价值，更缺乏“天下一体”的宏阔视野，而是将诸侯国的自身“同一”与其他诸侯国乃至整个天下对立起来，因此难以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思想基石。其思想中的是非得失，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大变局中得到了检验与评判，并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